4月8日上午10点，杭州市西湖区科技成果转化（普华）中心、普华科创中心正式揭牌。这座园区的首期建筑占地1万平米，紧邻浙大紫金港校区。

这是普华资本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的开场。

按照远期规划，普华资本将充分发挥自身的创投经验，积极寻找优秀的成长期企业家，帮助他们顺利建立起拥有广阔发展潜力的科创型企业，而园区的存在则为这一规划提供了兜底——入驻企业除了能得到必要的办公空间，也将来自西湖区政府的一系列在地支持，包括产业配套支持、政策法规解读、融资配套服务、项目推介服务、人才配套服务。

参会代表之一，浙江省第十二届政协副主席周国辉把这座园区的成立比喻成“天仙配”，认为这是科技创新与创投资本的应有结合。西湖区委书记董毓民则认为，普华资本引领的“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孵化路径全新亮相，标志着在“科技成果转化”这件事上，民营主导型模式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我并不怀疑这一切的可行性，因为对于普华资本来说，参与运作类似的科创园区并不算一次“拓荒”：早在2021年，普华资本就曾与英国剑桥市政府、剑桥创新资本（Cambridge Innovation Capital）等联合发起了生物医疗领域孵化器Start Codon，旨在寻找那些融资规模在25万英镑左右、深藏在大学校园内的早期潜力项目。

据统计，截至目前成功进驻Start Codon的项目已经超过3210万英镑的外部新增投资和1290多万英镑的研发补助。

但对于把“求变”当做时代主线的2024年来说，“常规”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更何况“科创园区”似乎常规到有些过于接地气了。

一旦这个词语出现，人们会很快就能联想到一栋栋空旷的写字楼或者一个个按照工位数量出租的格子间，一系列需要事无巨细填写的补贴申报手续，或者一系列需要配合完成但难言果的对接活动。很多互相不认识的朋友，甚至默契地开同样一个玩笑：在国内，“孵化”就是个商业地产项目。

这也是我对开头提到的那场盛大仪式感到好奇的原因，因为它的背后有太多我想不明白的问题，比如：

一个创投老江湖为什么决定在一个明显求变的时间节点上激活一个老古董？投资人可以通过科创园区得到什么？这一届的创业者又可以通过科创园区获得什么？老江湖把这座园区的建立当做case by case的个例决策，还是在它的身上寄托了一些趋势性的判断？“建立园区”是“投早投小”策略的一种极端延伸吗？

为了以更具体的视角获得答案，我决定抢在谷雨带走最后一片春意前，从青城山下飞往雷峰塔边。

一种必然

关于包括“科创园区”在内、带有孵化初创企业性质的产业园区的存在价值，实际上无论是在我国官方层面还是在市场化的行业层面，都有过较为深入、系统的讨论。

例如早在2006年12月，国家科技部、教育部就在联合印发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中充分肯定了“科技园”在当前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即培养创新创业人才、转化高校科技成果、孵化高新技术企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速区域经济建设和行业技术进步、缓解就业压力等。

在此基础上，《规划纲要》对资本市场在园区建立的过程中所需要扮演角色给出了明确指导意见，即园区应加强与金融、投资机构的合作，通过建立和引入种子基金、创业基金、风险基金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吸引社会企业向园内技术创新项目和高科技中小企业投资，推动国外风险投资公司进入国家大学科技园，利用国内外证券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融通资金。

与之类似的还有2012年5月16日出版的《经济日报》。在刊载于第15版的评论员文章《全球第三代科技园区的出现及启示》中，作者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公共管理博士后汪怿旗帜鲜明地指出，广泛地建立科创园区已经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大量的实例证明科创园区能够很好地成为“研究开发活动与产业化的关键联结点”，能够成为“地区和城市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并且与《规划纲要》形成互补的是，汪怿撰文的重点是强调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科创园区也需要适时进行迭代。出于这个前提，他认为科创园区的概念需要进一步抽象化以更好地指导园区建设，也因此提出了一个辞海式的定义：科创园区是由专业人士组成，以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企业和知识机构竞争力来增强社会财富的专门机构。

同样需要明确的是（或许也更反直觉）的是，人们对于“科创园区”的推崇实际上也并不仅仅脱胎于所谓的履行社会职能，不少知名投资人、企业家对于“建立一座帮助企业成长的园区”有过浪漫化、理想化的表述。

比如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同学就在2014年夏天受邀前往硅谷进行访学后，在其个人的品玩专栏里专门记录了“两件印象深刻的事”。

一件是他发现Y Combinator所提供的孵化服务并不能简单地被概括为创业团队提供场地、提供启动资金，而是用“几万美金、5%左右的股份”批量、灵活地投资刚刚毕业或者仅仅工作一两年的年轻人，然后为它们匹配合适的导师团队，而年轻团队唯一的需要做的就是打磨出能够快速找到市场的优秀产品——张一鸣将这种模式设计形容为“国内非常值得学习的一点”。

另一件是当他了解到斯坦福大学把牧场改造成科技园区的过程后，他应激心理反应是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因为“从生意的角度来看，斯坦福的选择无疑是一笔ROI超高的投资，这不得不让人佩服前人的眼光。”

两年后，这段经历以一种颗粒度高度对齐的姿态顺利落地：2016年3月，字节跳动在北京北三环中航广场为旗下孵化空间“头条号创作空间”举办了热闹的启动仪式，并同时宣布成立2亿人民币规模的内容创业投资基金，投资标的锁定在融资需求在人民币30万至100万范围内的早期项目。张同学在演讲中再次用金句阐述了他的设想，认为入驻园区可以帮助团队进入一种“冠军不在乎跟随者在哪里，只在乎自己够不够快”的理想创业状态。

“华人之光”陆奇更是这个话题里“图腾级人物”。早在1998年，还在雅虎任职的陆奇就结识了Y Combinator创始人Paul Graham，2005年又在YC时任CEO Sam Altman的影响下推动微软建立了风投基金Bing Fund，可以说整个投资观在启蒙阶段就被打上了鲜明的“孵化底色”。

2018年，卸任百度集团总裁的陆奇干脆直接以无缝衔接的节奏加入了Y Combinator，在担任YC全球合伙人的同时牵头成立了YC中国，并宣布即将在当年11月启动第一期训练营招募，亲自带队前往美国参加2019年年初的训练营，和筛选出来的优秀项目共同参与Office Hour、集体晚餐会、Demo Day——这在当时还引发过争议，主流观点认为技术精英转型到金融精英是一种“浮躁的悲哀”、是“失意后的妥协”，而他相信“孵化”反而能帮助他延续理想：

“我已经57岁了，不适合继续在大公司做大规模、强度高的工作……但我们正处在大规模技术驱动创新的前夜，这让我非常兴奋！”

（这张地图出现在会场外的展厅里，园区的位置被红星标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身杭州的普华资本与杭州市内高校资源最集中的西湖区，选择在一个迫切需要投早投小的周期内以“建设科创园区”的形式合作，显然很适合解读为一种必然。陈骁骅的经历则堪称这个叙事逻辑下，最工整的样板。

陈骁骅和她的团队去年回国创立了辛伯至生物，主要研发方向是单分子检测平台等生命科学仪器和医疗健康器械。她们对此信心十足，因为“这项研究解决的不仅仅是国产替代问题，更是世界性的难题”；此外，团队中还有两位科学家是二代测序技术的两位主要发明者Shankar Balasubramanian与David Klenerman的学生，这种级别的先天禀赋让她们有足够高的平台接触到真正的“颠覆性创新技术”，真正地做到“create never before”。

但陈骁骅纯纯创业素人，也并非生命科学的相关学科出身，在加入辛伯至之前甚至考察过可控核聚变。她憧憬过在读书期间就启动自己的项目，但剑桥大学经济系并不给她这个机会，因为“剑桥是最早一批把数学引进到经济学的院校，他们认为数学应该是经济学最主流甚至唯一的研究工具”，几近勉强才成为了“当届唯一完成毕业的中国学生”，压力大到第一次Phd论文展示直接被底下的老师骂到“literally休克，大脑缺氧直接撂倒”。

好不容易结束了这一切，能抽出时间进行个人复盘以决定创业方向，她又发现“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东西，人们对于它在临床端想象力是不明确的”，于是只能又将大部分精力用在技术交流和市场调研上，完全没时间做“国内投资人的研究”。

她向我感慨：“我原来还是很自信的，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努力去学，但（在剑桥经济系）第一次有了当差生的感觉……（学科的要求）是我不吃饭不睡觉、每天研究24小时都无法达到的状态。我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

能够被资本市场从水下捞起来，她至今仍然感到意外，因为那天她接到的任务是作为评委，参加浙大举办的一场创业比赛，也并不知道座位刚好挨着普华资本的几位合伙人。

“我们回国之后真的没有太多接触投资人或者相关机构，大概也就见了3位。但一见面感觉就特别好，没想到他们居然考虑到了我们的方方面面。”

陈骁骅说话的时候会明显紧张。在拜访她的前一天及当天，她反复向我确认对话可能涉及的主题和她需要完成的任务，直到我告诉她不会提供一份死板的提纲，她才放松了不少：“我真的特别感谢我们的伯乐，国内的创业氛围特别好。”

“您别客气，咱们这不是一次商务访谈。”我下意识地提醒。

“我是真这么觉得！”陈骁骅换了一种更确定的语气，“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对外发声的需求，但我觉得真的有必要把这种创业氛围告诉大家，让大家放心地把创业的热情带回来。”

一种坦然

于情于理，我都有充分的理由响应陈骁骅的建议，因为普华资本在非常规的场景下、以一种非常规的形式敲定投资的例子不胜枚举。

路金波作为普华资本20周年庆典的第一位圆桌发言嘉宾，就用了这样的故事开场：十二年前，他在杭州君澜饭店的2楼茶室和曹国熊敲定了1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协议，但他并没有做任何PPT，“过投决”用到的商业计划书是服务员临时拿来的一张草稿纸，曹国熊用他“崭新的诺基亚手机”拍了张照片，果麦文化成了。

坐在旁边的牛文文一听这话也就乐了，因为“他也写过没有计划书”。更“过分”的是，路金波好歹也算是连续创业者，但他只是个“做杂志的”，至今也想不通“曹总为什么找到我”，更想不到一见面曹国熊就说：“你不需要钱，你的公司也还行，要不买点你的老股，你总要改善一下生活吧？”

换句话说，相比于把“开设/运作科创园区”当做一种符合逻辑、在周期下必须要做出的市场应对策略，普华资本需要做的更像是把企业文化加工成SOP。这显然是一条更值得信赖的通路。

更何况陈骁骅完全有能力从专业角度做出判断。今年1月，陈骁骅以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助理教授的身份，在2023ZIBS学术论坛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经济与商业如何驱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的报告。

她在报告里指出，如果想要研究透彻当下经济周期里的科技创新——特别是中周期（编者注：中周期一般为8-32年，目前文献认为它主要构成要素是信贷周期，可以通过房价和私人信贷来衡量）——就必须充分考虑金融因素的影响。

知名经济学家伯南克在1999年开发的一个将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联系起来的模型，是这一观点的重要佐证。

在该模型中，资本的预期回报（Rk）与无风险回报（r）之间的比率共同写成企业杠杆的函数，它们所组成的方程导出了持续效应，即更高的净资产产生更高的资本预期回报，从而降低信贷的阈值，增加贷款金额，企业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下一期的生产中，最终将增加下一期的资本量，进一步扩大下一期的资产收益。

这一模型的建立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里，带来了“金融加速器”的概念。而陈骁骅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将金融加速器和技术创新交互机制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实现，更好地用实体经济与金融相互作用机制，解释经济增长和波动。

她在报告中介绍到：“我们会设置家庭、银行、技术创新者和最终产品生产商这几个因素，强调技术创新与金融之间的联系，作为解释中周期的关键。”

如果有必要，“科创园区”也可以成为这套模型里的一个影响因子，可以被枯燥但精准地提炼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除了能够直接转化为创业所需要的生产车间、质检车间、运营驻地，也在物理意义上形成研发集聚和产业集聚。“聚集之后（科创园区）也成为了一个信息载体，缩短了我们去获取外部信息，包括获取一些支持的链路。”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在经济学中，信息对称是很重要的。”

（乐刻创始人韩伟说，他之所以觉得普华靠谱，是因为“别人谈BP在豪华大厅、投资大厦里，但是曹老板在景区里）

但我总觉得“逻辑上的必然”也不是全部的答案。一个重要的线索是，我和陈骁骅进行上述对话的地方，也就是位于会场楼上的辛伯至办公区，实际上是他们入驻的第二个园区，目前主要使用者是需要负责更多运营类工作的她，团队大部分成员都在桐乡工作。

桐乡官方新媒体平台“桐乡发布”在今年3月的一篇推送中，将辛伯至入驻科创园区“梧桐街道智创园三期”的整个过程，定义为一次成功的“招引案例”，在整个过程中提供的属地主动服务包括且不限于：派出代表和辛伯至前往杭州与投资方沟通；辛伯至的实验室建设需要提升消防等级，立刻召集应急、消防等部门组团服务，上门踏勘，代办手续，通过“绿色通道”完成提升改造，让实验室顺利落地。

除此而外，在去年11月，也就是辛伯至团队正式在桐乡完成注册的2个月之后，辛伯至拿到获得桐乡政府一事一议资金支持——根据早先公布的《桐乡市高质量推进招商引资行动计划（2022-2023年）》，“一事一议”制度是桐乡完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强化激励机制，用以形成极具项目落地成本优势的“政策洼地”。

为了和这样的招引热度保持同步，她需要忙到“像是在跳着踢踏舞”，每天都要处理公司经营的各种事务到到晚上九、十点，接着又要匀出一部分精力到教职工作上，论文“一直写到凌晨两三点”。但她觉得这一切很有必要，因为“企业家和科学家就是两种思维特质，很难要求一个人同时是科学家又是企业家”，她的科学家同事们“需要桐乡提供的环境”。

同样进行“示弱”的还有周皓。

周皓的倍豪船舶是与普华科创中心签约的首批拟入驻企业。在敲定合作后，倍豪船舶将从原有的上海、合肥基地抽调人员，在杭州组建全新的绿色船舶动力研究中心。

这项计划细致有序，总共需要两期完成：第一期，他们将利用现有的1500平米的场地，建设一个可以容纳50人左右的实验基地，集中在技术的研发与迭代；第二期，实验基地将升级为实验中心和工程中心，实验室里的技术将得到工程级转化。

周皓认为细致有序的背后是信心，因为在绿色能源动力系统的研发制造上，我国现有的供应链里有很多装置、很多元器件、甚至一些传感器都来自于国外。如果真的能实现标准意义上的“自主可控”，无异于颠覆整个产业链。

但他很难想象这个计划由自己独立完成。2016年前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世界某知名电气巨头系统集成商”的标签忽然失效，他们被迫开始了自主研发，把“房子、车子都投入了进去”，结果倾其所有“但还是感觉会失败，也没有人看好我们”。

最终到2019年，实在难以自由资金投入的倍豪决定寻求创业以来的第一轮融资，“我们以前很有钱，做了几百条船，生意非常好。”

“（我们的产品方向）必须有产业资本进来支持，否则不可能完成”。周皓很坦承，“我们很难从零开始研发，千万不能从零开始研发。作为企业，我们更多应该做的是工程化应用实验、产业化应用。”

其实大多数的时候，我只是个旁听，只会在最感兴趣的一些奋斗故事上追问几句，毕竟他们才是主角，我也无法确定忙碌的他们是否会像我一样，花费过多的时间思考隐藏在“科创园区”背后的市场趋势。

但一个强烈的感受是：不会再有创业者像知春路时代那样假装自己是一个被筛选出来的强者——如果想真正借用好资本市场这条杠杆，必须要学会坦然地向投资人展示自己的弱点。

一种释然

“所以普华做科创园区，会不会是出于对科学家创业的保护欲？”在得到与普华资本创始人曹国熊见面的机会后，我决定直接和他讨论一种新的假设：

“因为一旦成为创业者，那就不得不面对很多杂乱的问题，需要支付很多硬成本。而且能够成为XX家，一定是精英式的培养，原则是发现你的长板，然后把长板不断的拉长……从经济学上看，这相当于把核心资源投入到低ROI的方向上。”

“我们作为投资人，只能投有科学家精神的创业者。”曹国熊只纠正了一个名词，“不过你说的对，建立科创园区是一个经济投入不大，但精力投入巨大的事。里面的核心就是让‘科学家继续做科学家’。”

在曹国熊的设想里，科创园区毫无疑问的是用来“帮助科学家”的。一个最基础的逻辑是，当下已经很难再有“在给定条件下进行创新”的机会，而最有能力改变条件或者寻找下一组给定条件的人就是科学家。

因此一座科创园区的理想状态也其实是很清晰的：它至少应该有三个主要运营方：学校负责筛选团队，产业方负责评估项目前景，投资机构负责项目成长所需要的必要帮助。

他们在英国剑桥参与共建的孵化器Start Codon就遵循了这一原则：剑桥大学等高校筛选项目后，阿斯利康、诺华等产业方会参与评审。

从目前的运营情况来看，这思路让Start Codon淘汰率“相当高”，进而导致孵化节奏较慢，3年运营时间里最终能顺利进入portfolio里的项目不到30个。

而好处是项目平均质量非常高，在前期投入不高的情况下拉满了远期效益。因为参与运营的产业方也能够解决“退出问题”——Start Codon目前所孵化的项目就更多集中在生命健康领域，其中大部分项目的理想结果是被龙头企业所并购。“他们的并购市场非常成熟。”曹国熊认为这是很符合市场规律的创业目标，“要一直做到上市很难，时间很长很长。”

（在会场展厅的另外一面墙上，普华为自己的口号添加了注释）

但如果想把科创园区真的变成科学家型创业者的庇护所，让科学家们真的有机会“继续做科学家”，普华还需要通过他的科创园区需要做到一种释然。

“在国内，我们经常会惊讶一个牛逼企业的牛逼CEO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然后开始琢磨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曹国熊举了个例子，“但在剑桥这个结构很成熟。在他们的创新型企业里，三分之一的股权属于科学家、三分之一的股权属于资本市场，最后三分之一交给了职业经理人。他们从世界五百强的企业里得到训练，在创业市场里不断流动。”

普华资本合伙人胡玲莉也同样提到了这个缺失的“职业经理人文化”。在普华科创中心开园之前，她和团队考察过国内的很多同类型园区，也思考要不要直接引进有园区运营经验的团队来帮忙搭建，但想来想去，大家还是决定自己做：“因为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挪用没有意义，真正确实的东西需要我们在探索中学习……比如职业经历人文化，如果我们未来要从实验室里带出来项目，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他走向给市场化。”

其实要求创业者释然、将创业工作进行更细化的分工这件事，也是国外同行们的课题。在英国剑桥，Start Codon在今年1月刚刚结束了“首届多元化董事计划”。这是一项旨在帮助参与者经历了四个真实创业场景，以储备必要解决方案的课程。

这项计划的联合发起人兼Start Codon人才总监Emma Plowman在公开信中表示：“我们必须要感谢很多才华横溢的人和组织挺身而出，帮助支持我们的多元化董事试点计划。他们的参与让知识和经验得到了充分共享的机会，这是创业路上非常宝贵的财富。”

在北美，面对今年突如其来的biotech企业倒闭潮，投行Cassel Salpeter & Co负责生物医疗业务的董事总经理Ira Leiderman明确提出，他希望被投企业们不仅要有一份融资计划，也需要准备一份被收购或合并计划。甚至在处理被投企业破产这件事上，他正在考虑推出一项创新业务，旨在让破产的被投企业的试验数据成为能够被交易的产品，以减少大家的损失。

Ira Leiderman希望与他合作的企业家们不要觉得“储备现金”说出来很羞耻，因为从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需要考虑的甚至不是12个月的运营资金，而是36个月的资金。”

不过环球同此凉热既意味着普华踩对了方向，也意味着他们会非常忙。我和胡玲莉是在会场外的一个临时休息区间的面，预留的时间大约30分钟左右，旁边不时有打电话的员工匆匆路过。而她其实也并不习惯这样的对话场域，但其他负责园区运营的同事都有抽不开身的工作。

“我感觉你们很忙，会不会是因为你们的选择，本质上是在风投应该扮演的角色上，多做了一步？”

胡玲莉很腼腆地笑了笑，很快恢复了严肃：“那是必然，而且肯定（培养他们理想中的科创园区氛围）需要时间。只是我们不可能等到爆发的时候才来做这件事，对吧？就像投资一样，你得先走一步。”

我对这个答案并不感到意外，但我也确实能理解胡玲莉的乐观，因为我曾经问过周皓这样一个问题：“雷军曾经说过，投资人要帮忙不添乱，你会害怕普华会是一种‘添乱’的投资方吗？”

“适当地添添乱挺好。”周皓没有做太多的思考，“一个企业天天说想在行业里面做好，成为领军旗帜，结果你连自己的股东、投资机构都说服不了，你怎么能做好这个行业呢？所以我跟他们股东也经常说，欢迎你们添乱”——你看，创业者们，这不是已经做好释然的准备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