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福利院，虐待老年病友被曝光，却能改头换面重新开始；一个罪犯，犯下强奸残疾人的罪行，却依然逍遥法外；一个记者，深入福利院卧底调查真相，却发现真相被记住的时间不超过两天。

这是电影《白日之下》的内容，也是改编自现实生活中的悲剧。2015年，剑桥护老院安排老年人在露天平台赤裸洗澡；2014年，香港“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被指控在办公室性侵智障女院友，但因为女院友的智力障碍无法出庭作证，导致律政司被迫撤控。直到2024年电影上映之后，法院才裁定原告方胜诉，张健华、康桥之家须赔偿共约119万。

此刻，电影和现实形成了互文。那些被侮辱，被伤害的人们，就像这个社会正在腐烂的疮口，被隐藏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无人关注，无人在乎。正如影片中反派院长所说的那样：“他们是先被家人抛弃了，然后又被这个社会抛弃了。”而即便报道出真相，也无法用法律保护一个小女孩，无法将罪人绳之以法。这种无力感让《白日之下》中的女主角最终放弃了新闻职业，选择其他道路来维护正义。

这个结尾，让整部影片的基调压抑、沉重，少有让人轻松一笑的时刻。映后影院里面一片沉默，似乎观众都被影片里揭示的残酷现实所震撼，也为反抗罪恶时的无能为力而揪心。这种不留余地的犀利，让《白日之下》被影迷称为港版《熔炉》，豆瓣评分8.0，并斩获了今年的三项金像奖。但遗憾的是，该片因前后部分的叙事节奏不够统一，困境不够聚焦，内地上映五天，截至目前，票房只有757.8万元。

《白日之下》这类电影，我们并不少见。因为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困境，它们也被称为社会题材电影，耳熟能详的《我不是药神》《少年的你》《不止不休》《正义回廊》等等都属此类。这种类型的电影往往因为题材沉重，娱乐性不强，观影门槛很高，所以很多都止步于小众精英讨论的圈层。

如何平衡好电影的商业属性和深刻的社会命题，是这类电影能否真正实现破圈跨槛的关键。典型如《我不是药神》，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让电影走进了大众的讨论范围，并真实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要想看到下一部“药神”出现，“白日之下”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被侮辱、被伤害的人们

《白日之下》核心揭示的是两大社会困境，一个是老龄化困境，另一个是残疾人困境。

每个人都有老的那一天，当身体衰老到无法再创造价值，反而需要不断向他人索取帮助时，就会变成一个遭人嫌弃的“包袱”。正如影片里的那句话：“人老了就是包袱。”

女主角凌晓琪的爷爷是“包袱”，因为被家人送进养老院，长期没有得到关心，最终在绝望中选择自杀；“彩桥之家”里的通伯也是“包袱”，他无家可归，只能装傻在福利院度日，对他来说有片瓦遮头就不错了；还有的老人连死亡都没有被登记，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从世界上消失了。在他们身后，数不清的贫穷老人都在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而香港的社会并没有建立足够健全的福利机制，政府设立的养老机构床位紧张，老年人和残障人士需排队15年才能等到一个公立床位；而政府外包的私人福利机构，虐待事件频发，可因为养老资源的紧缺，政府只是警告而非取缔这些违规的私人机构。监管的漏洞，让电影中的老年人只能忍受福利院逼仄的生存空间、过期的食物、粗暴的对待，甚至是尊严的剥夺。

电影中运用水这个视觉意象，来象征老年人的困境。第一次是晓琪带着通伯去看海，通伯的台词中提到海浪淹没头顶，就像是生命在加速消亡；第二次，护工倒水来冲洗地板上的脏污，可是再干净的水也冲刷不了福利院里的罪恶；第三次，一群老人被绑在轮椅上赤裸身体，在露天阳台上被护工用水管机械地冲洗，剧烈的水声配上激昂的交响乐，不仅让影片的情绪达到了高潮，更烘托了一种庄严的控诉。

导演将摄影机对准了弱势群体的苦难，迫使观众注视着他们的伤口。其中最令人心疼的就是那些智商有限，有口难言的残疾人，即便他们遭人欺凌，也无法言说，无力反抗。而他们的沉默，正是代表了这些弱势群体在社会中被漠视的处境。

阿亮被女护工用订书机狠狠夹住皮肤，他的胳膊上布满了血红的钉痕；小玲被男院长用雪糕骗进办公室性侵，她的身体任人蹂躏。那一刻窗外飘起了雪，轻盈的意象和残酷的叙事相交织，男孩自杀经历了身体的死亡，女孩哭喊经历了心灵上的死亡。可是沉冤没有得雪，恶人依然逍遥法外。唯一令人欣慰的是，在凌晓琪卧底调查的时光里，她的善意为他们带来了些许温暖，在阿亮的画中，晓琪是那个保护他们远离怪兽的英雄。

除了揭示这两大困境，电影还探讨了新闻能否改变现实的命题。

虽然凌晓琪报道出了真相，彩桥之家成为了政府第一个取缔的福利院，但老人和残疾人不得不离开福利院，再次无家可归。凌晓琪也从正义使者变成了众人唾弃的害人精，她揭示的真相没有在当下带来正义，而她的报道又造成了弱势群体的新危机。这就是新闻的双刃性，每一次曝光、每一个改变都会带来转型的阵痛，而深入其中的记者往往承受着旁人的误解和屡次尝试后理想的幻灭。

当晓琪处于至暗时刻时，通伯的一句话让她重拾了希望——“不要为做了正确的事而内疚。”这句话也是对银幕之外无数身体力行，捍卫正义的理想主义者的安慰。新闻理想也许会被现实辜负，但只要坚持善良和正义，理想主义就永远不会死；虽然罪恶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总有一天会迎来公正的审判。

可惜的是，《白日之下》这样一部题材深刻，大胆尖锐的电影，虽然获得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三个重量级奖项，入围了16项提名，但在内地票房表现并不好，上映五天只有757.8万元。

也许一来是因为老龄化困境离年轻观众相对遥远，观众对此的代入感较少；二来影片揭示的困境不够聚焦，前半段老年人困境和后半段残疾人困境在叙事的节奏上略显割裂；三来影片结尾显得过于沉重，正义的缺席没有给观众看到太多希望；此外电影的女主角余香凝、男主角林保怡及配角整体阵容在内地的号召力不强，无法体现在票房转化上。

社会题材电影如何取得商业成功？

像《白日之下》这样的社会题材电影，不光具有审美价值，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它们的创作灵感往往来自于真实的社会事件，而创作者的初衷也是希望激发观众对于这些社会问题的思考，进而去推动社会制度的改变。像《熔炉》就是韩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推动立法的电影。

在国内，社会题材电影的目光往往会投向校园霸凌、拐卖人口、性侵家暴、儿童成长、杀人案件、疾病衰老等常见题材，这些题材也最能引发大众的共鸣。

在校园霸凌题材里，《悲伤逆流成河》用校园霸凌的社会题材，来加深青春疼痛叙事的深度，当年也被称为“国内第一部正面反映校园暴力题材的电影”。之后曾国祥导演的《少年的你》更是口碑之作，即便有大段的暴力戏份让观众揪心难受，但他将叙事重点放在了少年之间相互守护的真挚感情上，情感的温暖调和了整体基调的沉重冷峻，最终票房达到15.58亿元，也让很多人开始思考学校、家庭、社会、法律在保护未成年人上的失职。

在儿童成长题材里，有《狗十三》《年少日记》《八角笼中》等作品，目前来说票房最成功的还得数王宝强导演的《八角笼中》。王宝强将自身从底层奋斗的精神融入其中，讲述了只能用格斗冲出命运之笼的山区孤儿故事，这种励志的精神和贫困的挣扎相配合，引发了观众的共鸣，最终收获了22.08亿元的票房成绩。但角色的扁平、后半段叙事的不够现实，依然是影片被诟病之处。

最爱取材杀人案件的当数香港电影，最近几年的获奖之作都是改编自真实杀人案件，比如《踏血寻梅》改编自“王嘉梅碎尸案”，《正义回廊》改编自“逆子弑亲案”，《毒舌律师》改编自“名模白骨案”，这些电影都颇为犀利地透过杀人案件，来控诉香港社会中的不公，如香港移民的孤独境遇，司法制度的合理性，激烈的阶级矛盾等等，它们构成了香港电影小阳春的新气象。

不过这些电影的票房普遍没有破亿，只有《毒舌律师》的累计票房达到1.87亿元，成为了百年香港影史上首部票房破亿的华语电影。该片票房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一个正义律师反抗权贵的逆袭翻案，用爽文叙事和理想化结尾，极大地提供给观众情绪价值，满足了人们对正义实现的朴素渴望。不过这种爽文叙事也削弱了批判现实的力量。

在疾病题材中，有去年上映的《不止不休》《我不是药神》等作品。《不止不休》聚焦于“乙肝歧视”话题，同时也和《白日之下》一样，是一个复合新闻题材的故事。可惜这部电影的叙事节奏不够紧凑，而且聚焦的事件也离观众较远，即便有张颂文扛大旗，总票房也才止步于五千多万元。

而《我不是药神》可谓是社会题材里口碑、票房、社会影响力兼具的佳作，也是社会题材电影中票房最高的一部。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陆勇案”，陆勇为近千名白血病病友代购低价印度仿制药，却因触犯法律被刑事拘留。这么一个沉重的故事被文牧野用喜剧的方式来演绎，在笑与泪之间触及社会和人心的痛处，最终斩获31亿元票房。

电影之外，民众对于癌症病人买不起“救命药”的热议，引发了官方重视，推动了相关部门对中国《药品管理法》的修订。2019年新《药品管理法》明确规定：进口国内未批的境外合法新药不再按假药论处。此外治疗白血病的天价格列宁也纳入了国家医保范畴。在新政策的庇护下，昔日的“药神”无需再冒着法律的风险，为病友们代购救命药，这些癌症病人的困境也得到了真实的改变。

总的来看，这些能在票房上获得巨大成功的社会题材电影，往往都是调和现实的沉重和电影的娱乐属性，既不会让观众压抑到喘不过气，也不会失去针砭时弊的深刻性，从而让这种“不那么讨喜”的电影，也能直面市场，走向大众。

正如文牧野所说：“中国不是没有现实题材，也不是没有社会性的电影。中国市场上缺乏的是带有市场性的现实主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