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摩根·豪泽尔 

编辑｜彭韧 

编者按 

摩根·豪泽尔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新晋投资理财作家，跟其他投资畅销书作者不同的是，豪泽尔并非成功的华尔街专业投资者，也不是金融科班出身，在出版《金钱心理学》（Psychology of Money ）之前，他的工作是给个人理财投资网站 The Motley Fool写专栏，就连这本书也曾被多家出版社拒绝，最终由一个仅有五名员工的英国出版商Harriman House出版，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好评如潮，这本书最终发行了52种译本，销售超过300万册，成为近五年来全球最畅销的投资理财书籍。本文选摘自豪泽尔的新著《一如既往：不变的人性与致富心态》中的《不可量化》一章，跟豪泽尔以往的文章一样，一如既往的发人深省。 

世界由不可量化的力量驱动。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符合情理——数据可能前后矛盾，分析可能漏洞百出。尽管不合理，但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人们常常违背理性，做出各种疯狂的决定和奇怪的行为。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做决策并不是在电子表格里将几个数字简单相加就大功告成。做决策还需要考虑人的因素，而这一因素很难被量化和解释。它看起来往往和最初的目标联系不大，但实际上它的影响更大。

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说过：“逻辑是人类的发明，却被宇宙忽视。”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期待世界的运转一直保持理性，你一定会大失所望。

试图把受情绪和激素支配的人的行为提炼为数学公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太多沮丧和惊诧。

不能理解越南人感受的“奇才”国防部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福特汽车的经营状况十分糟糕。亨利·福特二世说，公司需要一个“奇才”。他能把企业经营当作依靠客观数据驱动的运筹学，于是聘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帮助公司扭转颓势。

后来，麦克纳马拉在越南战争期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将这种数字化管理方式引入华盛顿。他要求对所有战事进行量化，按日、月、年绘制报表，对每一项能想到的统计数据进行追踪。

然而，在福特奏效的策略在被应用于国防部时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缺陷。五角大楼特种作战部门负责人爱德华·兰斯代尔看过麦克纳马拉的数据，指出有些东西缺失了。

“什么东西？”麦克纳马拉问。

“越南人的感受。”兰斯代尔回答。

的确，你无法将越南人的感受简化为统计数据或图表。这是指挥越南战争的一个核心问题。美国政府收到的作战数据，与战争中人们的真切感受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

指挥美军的威斯特摩兰将军告诉弗里茨·霍林斯参议员：“我们和对方目前的死亡比例是1∶10。”霍林斯回答说：“不在乎10，只关心1”。

据说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听说后说得更直白：“尽管你们杀害我方10个人，我们才消灭你们1个人，但先被拖垮的必定是你们。”

这种较量，很难用图表来呈现。有些事情确实很难或者无法被量化，却极为重要。由于不可量化，人们往往低估这些因素的相关性，甚至否认其存在，但事实上，它们能够产生关键的影响。

芝加哥大学的一面墙上刻着英国科学家开尔文勋爵的名言：“如果你不会量化分析，那就说明你学识浅薄。”他说得不无道理，但如果有人认为一些因素因无法被量化而无关紧要，这样的观点就非常有害了。事实恰好相反，世界上有一些重要因素，尤其是与人的个性和观念相关的因素，几乎都无法被量化，也无法被预测。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说过：“我发现，当统计数据解释不了一件事情时，事情一般没有问题，而是你量化的方式有问题。”

我对这番话又爱又恨，我知道它说得对，但又希望它不是真的。让我们回顾历史，体会其中的智慧。

二战中的突出部战役是美国有史以来伤亡最惨重的战役之一。1944年12月，纳粹德国孤注一掷对盟军发动了最后的进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1.9万名美国士兵阵亡，7万名士兵受伤或失踪。

伤亡如此惨重，部分原因在于美军措手不及；而美军措手不及，又是由于美军将领“理性地”认为，德国人根本没有理由发动进攻。

德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反攻，他们所剩无几的士兵大多未满18岁，也没有战斗经验。而且，德军已经燃料匮乏，存粮不足。交战地区比利时阿登森林的地形对他们也极为不利，天气条件还十分恶劣。

盟军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他们推断，德军指挥官但凡有些理性思维，就不可能发动反攻。因此，美军兵力部署薄弱，补给有限。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伴着隆隆的炮声，德军竟然发起了反攻。

美军将领没想到，此时希特勒已经丧心病狂，失去理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分不清幻想和现实。德国将领问他如何获得充足的燃料以保障反攻，希特勒叫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偷。他已经把德军的不利局面完全抛在脑后。

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指出，1944年末，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和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在战争布局上表现出了良好的逻辑推理能力，但就是没有料到希特勒会疯狂反扑。

战争期间，布拉德利将军的一位助手当时曾断言：“如果我们的对手是正常人，他们早就应该投降了。”但德军不是正常人，他们这一奇招很难用逻辑去预估。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无法计算人类奔跑极限的诺奖得主

英国生理学家阿奇博尔德·希尔每天早上7点15分会准时在跑道上跑步。他非常擅长跑步，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竞技跑者。

希尔出生于1886年，是一位在多个学科颇有建树的杰出科学家。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他专心研究一个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人类能跑多快、跑多远？他甚至在自己身上做起了实验。

依你我或希尔的身体条件，人类奔跑的速度和距离的理论极限是多少？这就是希尔想要解决的问题。

希尔早期的研究观点是，跑步速度的极限取决于运动员的肌肉（主要是心脏）功能。如果在跑步时一个人的心脏能够比别人的心脏给发力的肌肉输送更多的血液，他就能跑得更快，这是一个你可以清楚测算的指标。由于对人类身体机能研究所做的卓越贡献，1922年希尔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我们能够测算一个人跑步速度的极限，这一想法合情合理，在实验室和测试跑道上做实验基本上也是可行的。

但是，在现实世界的竞技赛道上，却是另一回事。希尔的测算方法对预测径赛冠军几乎毫无作用。

如果最具竞争力的运动员靠的只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及其向肌肉输氧的能力，那么预测比赛冠军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但事实并非如此。与不爱户外运动的电视迷相比，运动员的心脏更强大。但心血管能力强并不意味着运动表现就一定更强。正因如此，马拉松和奥运会短跑等竞技性比赛才会扣人心弦。有时候，头号种子选手会输掉比赛；有时候，黑马选手会一鸣惊人。

希尔曾坚持认为，跑步表现只与肌肉力量相关，这导致他后来陷入尴尬境地。当被问及为什么他早期对运动能力的计算对预测比赛冠军毫无作用时，希尔回答：“说实话，我们那么做不是因为预测方法真的有效，而是因为它很有趣。”

但希尔最终弄清了原因，也从此改变了科学家对运动表现的认识。

事实是，运动表现未必仅取决于人的身体机能。它还取决于你的大脑对特定时刻的风险与回报进行权衡后所发挥的机能水平。

大脑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你没有生命危险。因此，就像汽车上的调速器一样，不到万不得已，大脑不会让人发挥出最大的机能，因为这样可能会使人筋疲力尽，从而脆弱不堪。倘若发挥机能带来的风险与回报不匹配，大脑就会让人在达到一个较低的机能“极限”时停止运动。

一个人在测试跑道上测得的体能极限，可能与奥运会决赛中的体能极限不同，而后者又不同于被杀人狂拿着斧头追赶时所发挥的体能极限。

这也解释了某些不可思议的事。例如，当有人被压在车下，生命危在旦夕时，众人能够合力将汽车抬起。所以说，人的能力是在特定时刻和特定环境中所发挥出的潜能。

希尔早年曾写道：“人的身体如同机器，应该可以精确测算其消耗的能量。但后来，在对人类表现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后，他指出：“运动表现不单纯取决于身体的化学反应。”还取决于一些更难被测算的行为和心理因素。

如果运动员不走进紧张激烈的比赛现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能力极限，因为我们无法在实验室中模拟出现实环境中的压力、风险与刺激。

巧合的是，希尔的妻子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妹妹。凯恩斯在研究中发现，经济不是机器。它有灵魂，有情绪，有感受。凯恩斯将其称为“动物精神”。

关于人的身体，希尔也有同样的发现，他称之为“道德因素”。我们的身体不是机器，不应当期望身体像机器一样运转。身体有感知，有情感，会恐惧，这些都会影响人的能力。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很难被测算。

破产的雷曼兄弟与狂飙的游戏驿站

投资家吉姆·格兰特曾说：如果认为普通股的价值完全由公司的收益、相关利率以及边际税率决定，那就等同于忘记了人类在历史上曾经烧死女巫，曾经因心血来潮而发动战争，也曾轻信电影大师奥逊·威尔斯在广播中宣告火星人已经登陆地球。

历史经常重复上演，以后还会继续上演。

每一笔投资出价，每一个市场估值，都是公司的现值乘以公司明天的故事。

数字易于测算、追踪和解释。随着当今信息的普及，这些工作变得越来越容易。

但故事往往可以夸张地反映人们的希望、梦想、恐惧、不安、种族归属感等内心情感。随着社交媒体为博取眼球而大肆渲染，有些故事变得越来越离奇。

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其影响之大。

2008年9月10日，雷曼兄弟的经营状况良好，公司的一级资本比率（衡量银行承受亏损能力的指标）为11.7%，较上一季度有所增长，而且高于高盛和美国银行。雷曼兄弟比上一年拥有更多的资本，银行业也一如既往地稳健。

不料，72小时后，雷曼兄弟破产了。

这三天里唯一变化的是投资者对雷曼兄弟的信心。前一天，投资者出于信任准备购买雷曼兄弟的债券。第二天，他们不再信任雷曼兄弟了，雷曼兄弟的资金顷刻化为乌有。

信任是其中唯一重要的因素，但也是事先难以被量化、模拟和预测的因素，传统的估值模型无法对它进行估算。

游戏驿站公司（GameStop）的故事截然相反。2020年，这家公司本来已濒临破产。但是它忽然在红迪网上受到狂热追捧，随后股价一路飙升，募集到大量资金。2021年，该公司市值一度达到110亿美元。

雷曼兄弟和游戏驿站两家公司，两种境遇，却体现了同一个道理：最关键的变量是人们所讲的故事，故事无法被事前计算与预测，结局也无法通过计算来预估。

一旦发生这种事情，你就会看到人们大惊失色，愤愤不平，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意外，一切都不可靠。但吉姆·格兰特说得对：事情历来如此。

世界的本质难以被量化

好故事的力量大于冰冷的统计数据

回顾整个20世纪，20年代让人眼花缭乱，30年代让人惶恐不安，40年代仿佛世界末日来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繁荣与萧条更迭，80年代、90年代疯狂不羁，21世纪初则像一部真人秀，亦真亦幻。

如果你想凭借数据和逻辑思维理解经济现象，那么你会困惑整整一百年。

瑞典经济学家裴德荣指出：“经济价值的概念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有需求，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的需求，它都有价值。”价值取决于人是否想要某个东西，而不是取决于其效用或利润。很多经济活动受人们情感的驱动，而情感往往很难被量化。

在我看来，就像在军事上一样，在商业和投资领域，如果有某个因素你无法衡量、无法预测，也无法在电子表格中建模，那么它很可能是最强大的力量。在政界、职场、人际关系等领域也是如此，无法被量化的因素，其力量也无法被预估。

投资中最常见的风险就是，人们像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一样，长期痴迷于数据，相信模型，认定不会出现任何错误或意外，认定事情不会深陷疯狂、愚蠢、莫名其妙的境地。结果，他们总是不断地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并期待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更糟的是，他们永远不愿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一味沉溺于过去不切实际的幻想。

世界充满了荒诞离奇、困惑迷茫、人际冲突、自身缺陷，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成为人生赢家。

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需要我们接受种种现实。

美国数学家约翰·纳什是有史以来最具天赋的数学家之一，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也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大半辈子时间他都坚信，外星人不断向他传送加密信息。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西尔维娅·娜萨在《美丽心灵》一书中，描述了纳什和哈佛大学教授乔治·麦基的一次对话：“作为一个数学家，一个终生致力于逻辑推理的学者，你怎么会相信外星人向你传送信息？你怎么会相信来自外太空的外星人招募你来拯救世界？你怎么可能……？”

“因为，”纳什操着柔和的南方口音慢吞吞地说，“我对超自然生物的想法就像我的数学思想一样，自然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所以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些想法。”

要接受有些事情无法被量化，首先要明白，人类社会之所以有创新和进步，世界上有些人的思维方式与我们普通人不同，这是我们之幸。

如果世界是可预测的，是理性的，那再好不过了。但是，事实是，我们要经常面对不确定性、误解和不可预测性。美国作家罗伯特·格林曾经写道：“追求确定性是人最大的心理疾病。”它让我们错误地认为世界是个电子表格，我们可以通过量化建模预测事情的结果。如果每个人都把世界理解成一套需要遵循的理性规则，我们注定一事无成。

其次，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你看来合情合理的事情，在他人看来可能是疯狂的。如果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时间维度、奋斗目标、雄心壮志和风险承受力，那么一切皆可测算。但事实并非如此。对长期投资者来说，在股价下跌5%时慌乱抛售是不明智的，但对专业股票交易员来说，此时抛售股票是其职业生涯的当务之急。在这个世界上，别人所做的商业决策或投资决策，不可能完全符合你的希望和想象。

再次，要了解动机的力量。金融泡沫看似不合理，但是那些身处泡沫中的人，就像美国2004年的抵押贷款经纪人或1999年的股票经纪人，却赚得盆满钵满，在金钱的刺激下，他们已经无法停下脚步。他们不仅欺骗客户，也欺骗自己。

最后，要明白，好故事的力量大于冰冷的统计数据。“目前，房价与收入中位数的比例高于历史平均水平，而且通常会出现均值回归”，这是一项统计数据。“吉姆刚刚通过炒房赚了50万美元，现在可以提前退休了，他的妻子觉得他很了不起”，这是在讲故事。两个例子相比，故事比数据更有说服力。

世界的本质就是这样，难以被量化。